答案是飞机确实配备了先进的自动驾驶系统,但绝非“无人驾驶”。
现代民航客机在飞行的绝大多数阶段——从巡航、爬升到进近——都可以由自动驾驶仪接管飞行控制,实现高度自动化运行。然而,这一系统始终在飞行员的监控与干预之下工作,人类飞行员仍然是飞行安全的最终决策者。
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由多个子系统协同工作,包括自动驾驶仪(AP)、飞行指引仪(FD)、自动推力系统(A/T)和飞行增稳系统。它并非像汽车那样依赖摄像头、激光雷达实时感知复杂路况,而是基于预设的飞行计划、导航数据、大气参数和惯性测量单元,持续计算并控制舵面偏转与发动机推力,使飞机稳定在指定航迹、高度和速度上。其本质是执行预设逻辑的精密控制系统,而非具备环境理解与突发应对能力的智能体。
在巡航阶段,自动驾驶仪可以全程接管飞行,大幅减轻飞行员工作负荷,使其能专注于监控系统状态、接收空管指令、评估天气变化与航路安全。然而,任何突发状况——如风切变、传感器失效、积冰、空中交通冲突或飞行员失能——都必须由人类立即介入。2024年汉莎航空客机因副驾驶突发晕厥导致飞机“无人值守”十分钟的事件,正是对自动化依赖的警钟:系统能维持稳定飞行,却无法识别异常、启动应急程序或做出创造性判断。
与汽车自动驾驶追求“全场景自主”不同,飞机的自动化设计更强调可靠性、冗余性与人机协同。现代客机的自动驾驶系统在起飞和着陆阶段通常不启用,特别是在“黑色七分钟”(低空进近与接地)阶段,飞行员必须手动操控以应对复杂气流、跑道状况与地面障碍。即便在高度自动化的A350或波音787上,每一次飞行都必须由两名持证飞行员共同执行交叉检查、标准喊话与决策分工,这是航空安全体系的基石。
未来,虽然空客“蜻蜓”项目等正在探索自动着陆与滑行技术,FAA也提出十年内实现单人驾驶的设想,但完全取消飞行员仍面临无法逾越的技术与伦理障碍。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在极端压力下的直觉判断、道德抉择与应急创造力。飞机的自动驾驶,是强大的辅助工具,而非替代者。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取代人,而是让人类能更专注、更清醒地守护每一次飞行——真正的安全,永远掌握在有意识的人手中。